大约是2005年,由境外导游和空中乘务员们开始,让人们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拥有高品质产品的代购行业开始兴起。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代购”逐渐成为中国消费者了解国际品牌、拥有国际品牌们的重要灰色渠道。就像所有双刃剑一样,这个灰色渠道一方面为各个国际大集团们贡献了极大的旅游零售渠道销售额,另一方面也为品牌控价带来障碍,使品牌在中国本土的日常销售更加艰难。
几乎所有主要国际美妆集团都遭遇了代购势力的影响,但一直将旅游零售作为其重要业务板块来推进和宣传的雅诗兰黛集团,其所受到的影响,已经不仅是销量和控价之间的矛盾,而是来自投资者的质疑和指责,乃至一次集体诉讼。
3月31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法官Arun Subramanian通过诉讼受理申请,认为雅诗兰黛集团需面对一项证券欺诈诉讼。该诉讼指控集团在财报中存在“多项误导性遗漏”和“半真半假”的信息,隐瞒了其对中国代购市场的过度依赖,导致投资者受到误导并蒙受损失。
随着法官裁定诉讼受理,这桩官司成为一件“正经事”,开始进入了审理过程。
投资者们表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雅诗兰黛集团在中国市场对于“代购”的依赖更强,尤其是在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兴起后。随着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代购市场的监管,严控此类灰色交易渠道,集团旗下各品牌的销售也因此受到了重大冲击。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启动时,政策对代购行为进行了限制。根据规定,离岛免税商品仅限个人自用,禁止再次销售。对于倒卖、代购、走私免税商品的个人,将依法纳入信用记录,并在三年内禁止购买离岛免税商品。在此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也正式实施,包括代购在内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开始被纳入法律监管范畴,需要依法纳税。与此同时,各地实施得风风火火的打击假货行动,也从口碑上对代购行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然而,雅诗兰黛集团迟迟未能正面回应这些监管变化对业绩带来的影响。直到2023年11月1日,雅诗兰黛集团才正式承认所受到的业绩冲击,导致其股价大跌19%,市值蒸发约87亿美元。
Arun Subramanian在3月31日指出,雅诗兰黛高管在财报和投资者沟通中“避重就轻”,未能如实披露代购监管收紧导致的销售下滑,而是将业绩下降归因于其他因素,向投资者传递了中国市场即将复苏的错误信号。“最重要的是,雅诗兰黛集团宣扬了自己的成功之道,但是却有意识的忽略了认为不方便透露的部分事实,这是违背证券法的”,Arun Subramanian这样说到。
此次诉讼方涵盖2022年2月3日至2023年10月31日期间的投资者,被告方包括雅诗兰黛前首席执行官Fabrizio Freda和前首席财务官Tracey Travis。被告方意图寻求撤销诉讼,表示集团并无欺诈意图,且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投资者因信息不透明而蒙受损失。但Arun Subramanian认为这两位雅诗兰黛集团的前高管理应指出政策收紧对代购渠道产生的销售影响,因为集团内部有专门团队负责分析代购市场,因此管理层难以推脱责任。
2月4日,雅诗兰黛集团公布了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2025财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其中一些关键数据仍令人担忧,包括:集团销售额同比下滑6%至40.04亿美元、经营亏损为5.8亿美元(去年同期经营利润为5.74亿美元)、所有地区销售额都出现了下滑等。(更多详情请见《雅诗兰黛集团渴望逆天改命》)
截至本文发布时,雅诗兰黛集团及其法律团队尚未对此作出回应。